心灵的碰撞

在中国历史的天幕上，伟大的周恩来，无疑是一个闪射着永恒光芒的星座。作为有幸曾与他生活在同一岁月的属于芸芸众生之辈的我，本来是有机会见到他的，但是也许命里没那个福分，却非常遗憾地错过了。不过，也就是在那次，他却在心灵上和我有过一丝碰撞。

那是七十年代，我在延安歌舞剧团从事创作。1973年6月初，我们创作组几个人难得地一起去北京观摩学习，都非常高兴。其实都高兴错了。9日，当我们正从天安门广场匆匆走过的时候，忽然从广播上得知，周总理到了延安了！那当儿，我们多么想放弃观摩学习，立即赶回延安去，亲眼见一见敬爱的总理啊！可是，那时即使立即去车站买票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那天晚上，我们躺在床上，都是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

事后得知，就在我们躺在北京的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，总理正坐在延安大礼堂简陋的椅子上，观看我们延安歌舞剧团的演出。演的多是具有陕北地方色彩的文艺节目，总理看得很有兴致。晚会还演出了女声独唱。

女声独唱总共唱了两首歌子，一是我作词的新歌《毛主席当年在延安》，一是老歌《南泥湾》。《毛主席当年在延安》说新也不新了，我们每次演出都离不开它，受到观众广泛好评，这回总理也似乎颇为喜欢。《南泥湾》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大生产运动，由贺敬之作词，马可作曲。自从它出世之后，从延安到北京，山河万里，几十年间，大小舞台上，都曾响彻过它动人的旋律。可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一刮起，它也遭了厄运，人们除了在延安可以看到它偶尔一闪外，到哪儿也寻不到它的踪迹了。现在女声独唱演员唱起这首歌，一定勾起了总理的满怀情思，总理的眼睛异乎寻常地明亮起来，并且边看边在腿上打起了拍子。

可是人们看见，沉浸在美好的艺术享受中的总理欣赏到一个地方，却忽然间一愣，打拍子的手搁住了，再也不动了，只若有所思地看着演员。

事后听人们讲到这儿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我，是我，败坏了总理的兴致！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了。

其时，我不是在北京吗？怎么是我败坏了总理的兴致呢？

事情是这样的：不久之前，地区领导认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鲜明地反映出延安精神，责令我修改。上文已交代了时代背景，那正是一个对一切横加砍伐的年月，让我修改修改然后继续演出它，已经是给了它最大的礼遇了。我便几乎不加思索地瞅准了歌子中重复的词句“好地方呀好风光，好地方呀好风光”，将它一笔抹掉，填上了“自力更生红旗展，艰苦奋斗美名传”的字样。现在看来，我的修改，还是有节制的，比较高明的，因为只是在皮毛上动了点小小的手术，并未伤它的主脑和筋骨。

但就是这样的改动，也像给总理的眼睛里塞进了尘埃；总理的举动表明，他感到了老大的不舒服。

我于是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，对不起敬爱的周总理。我很内疚。

人们说，总理看完演出后，亲切地接见了演职人员，并且讲了话。我便忐忑不安地听着人们的述叙，心想，总理一定对我进行了批评。可是听来的结果是，总理只是说：为什么不唱《游击队之歌》呢？你们应该唱！

总理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全国，文艺界到处沸沸扬扬。总理的话不多，却开了拨乱反正的先声。全国文艺舞台立时春风化雨，残败的花枝重新焕发了生机。不用说，受惠最大的是《游击队之歌》的作者贺绿汀同志，他很快走出牛棚，得到解放。

我其时便有了很多感想。

伟人毕竟是伟人。伟人总是顶天立地，高屋建瓴，凡事皆从大处着眼。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他是有意置之不提的。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。

我的第二点感想是，总理不随便批评人。他心里一定想，他一批评，就会给如我似的脆弱的知识分子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。他一定想我会从他的讲话中得到启发的。

效果正是如此。听了人们的讲述，我立即请求上级领导并且得到同意，将《南泥湾》的歌词恢复到了原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被“文化大革命”禁锢了多年的思想，从此像解冻了的冰河，扬起了活泼欢腾的浪花。